万历明君第 339 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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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39 章

第273章 寒生宝粟,笔下春风

万历明君 · 鹤招

淮安群臣退下了,退得颇不情愿。直至走下甲板,仍不时回头,恨不能穿透船舷两侧帷幕,把侯世卿与陈王谟的一举一动看个分明。

甚至与采买归来的司礼监大太监魏朝擦肩而过时,也有人忘了见礼,只顾琢磨:侯、陈二人非把同僚撵走,莫非是要向皇帝告什么刁状?

于是各自检索近日言行,看有无行差踏错,落下把柄。

魏朝回到亭中,并不问是非,绕过席间几名心腹近臣,缓步走到皇帝身后,轻声更新日程:“陛下,奴婢采买妥当了。火长带着舵工正在收拾,约莫半个时辰后,便可起锚开船。”

朱翊钧点了点头:“按时开船便是。”随即朝李时珍方向客气地做了个引荐手势,“大伴来得正好。李医官要回返湖广,与我等同行一段路程,且把房间收拾出来,记得多加一床被褥。”

魏朝是嘉靖年间入宫的老人,方才步入凉亭时,一眼便认出了李时珍。

他虽不知皇帝将人留下做何打算,却立刻会意,上前躬身相请:“李医官久违了,请吧。”

李时珍上了“贼船”,不好走脱,只能退而求其次,离皇帝远一些。

他忙挎上药囊,跟上魏朝,一前一后,拾级而下。

待两人离去,亭中便只剩皇帝、几名心腹近臣,以及焦急等候私下奏对的侯、陈二人。

此时天色愈发明亮。

即便灯笼尽数撤下,亭中众人的神情也一览无余。

朱翊钧回过头,看向留下的两名淮安官吏,笑道:“二位卿也听见了,清口稍后便要开闸。朕在淮安泊驻不了多久,卿等再把关子卖下去,恐怕为时将晚。”

他说话时饶有兴致地盯着二人,眼中透着稀奇。

一个漕运总兵官,一个户部主事,再联系近日所议所见的大小事务,不用想也知道二人要合奏什么——多半与漕兵有关。

徐州案虽仍由都察院审理,可谁都能猜到,漕运兵必然牵涉其中。

毕竟徐州二仓少了那么多粮草,单凭士绅乡贤,哪里消化得完?

退一万步讲,若无漕兵从中周旋,凭什么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运出去售卖?

事情能瞒这么久,多半像王亶望那般跨多省销赃;常三省这个四品兵备道副使,可不够格。

再想到历史上原本案发、如今却未案发的淮安府库失窃案,细数徐淮地方,也只有漕运兵有这等能耐,就是不知究竟腐化堕落到了什么地步。

朱翊钧其实一直在等陈王谟这个漕运总兵官主动交底。

隆庆六年,他为稳定朝局,防了陈太后一手,把陈家姻亲、漕运总兵保定侯梁继璠撸了下去。

多番考量后,换上平江伯陈王谟。

只因陈王谟曾出镇两广,上过战场,杀过倭寇,平过土夷,甚至亲自擒杀飞龙国皇帝;有亲兵,有战功,有威望,必能尽快掌握漕兵。

这等勋贵中难得的人物,做了近十年漕运总兵,早该把这十万漕兵经营得如同自家后花园一般。

徐州一案,他这位姨父即便不是同谋,也至少知情。

可惜,圣驾在云梯关盘桓多日,他的好姨父竟视而不见,叫人好生失望。

也正因如此,此番淮安群臣请安,朱翊钧刻意把陈王谟留到最后,打算细细盘问。

不想陈王谟也是有备而来,叫上户部主事侯世卿合奏,一副做足功夫、坦坦荡荡面圣的模样。

峰回路转,反倒教朱翊钧暗自称奇。

陈王谟与侯世卿对视一眼。一个目光复杂忐忑,似心中踌躇不定;一个跃跃欲试,恨不得代平江伯述说原委。

两人眼神交流不过电光石火。

平江伯陈王谟长身而起,在皇帝审视目光下,默默从袖中取出一份厚厚卷宗。

随即,这位漕运总兵官深吸一口气,双手将其举过头顶,单膝跪地,宏声道:“末将请向大元帅述职!”

亭内几名心腹近臣见状,不由面面相觑。

陈王谟这厮,无论是请罪、叙旧求情,还是揭发同僚以摘清自己,哪怕伏乞致仕,众人都能料到——毕竟徐州一案,漕标多半脱不了干系,总该有个认错的态度。

述职?

那就是不认错咯?

朱翊钧也是一怔,浑然没想到他开门见山便是这么个开法,不由上下打量起这位不按常理出招的姨父。

“平江伯突如其来,这是述的什么职?”他端坐不动,语气不咸不淡。

中书舍人孙继皋正要好心去接卷宗,见皇帝态度模棱,又默默坐了回去。

陈王谟双手举着卷宗,纹丝不动,声音带着行伍特有的冷硬:“大元帅重整五军都督府之际,曾有明旨:京营将士,专门兵事,不得经商。”

“末将忝居漕运总兵官,虽不在京营之列,亦为天兵王师,敢不自省?”

“自弘治十五年以来,漕运官兵纷纷营商,乱象横生,日渐败坏。如今徐州案发,末将惊闻麾下官兵与之牵扯颇多,更是肝胆俱裂,五内俱焚……”

日头升起,天色透亮。

晨光透过船舷两侧帷幕,悄然染上一层幽光,与陈王谟意味深长的言语一道,映在亭中诸官错愕的脸庞上。

吏部郎中许孚远最先反应过来,顾不得礼数,连忙出言呵斥:“平江伯慎言!”

“既然漕运官兵乱象横生,平江伯便好好省自己的罪,安敢非议先朝!”

他这话一出,兵部车驾清吏司郎中梁承学、中书舍人孙继皋、翰林院编修先行官王庭撰等人也纷纷反应过来,愕然看向陈王谟与侯世卿,后背惊出一身冷汗。

陈王谟和侯世卿私下奏报,莫非就为了说这种话?他们想干什么!

什么叫弘治十五年以来?

你平江伯管束不力,治军不严,以致漕衙牵涉徐州一案,销赃运货,难道还要把问题甩到死了不知多少年的孝宗皇帝身上么?!

如此搬弄是非,简直狗胆包天,岂有此理!

对这些京官的反应,陈王谟早做足了心理准备。

正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。

他此刻话已出口,便无回旋余地,立刻看向梁承学,梗着脖颈反问道:“梁公贵为兵部车驾清吏司郎中,应当熟知我漕标故事。”

“洪武年间,太祖定制:漕衙运军悉许附载私物,以资私用。”

“洪熙元年,宣宗又诏曰:今后除运正粮外,附载自己物件,官司毋得阻挡。”

被点明的兵部郎中梁承学面色不太好看,咬牙一言不发。

他几乎立刻意识到,陈王谟细数漕衙官兵私运的沿革,用意何在。

太祖和宣宗的诏令,明显只是与人方便的规定,其中无不提及“私物”“自己物件”等字眼,只为允许漕兵携带私人物品,沿途不许找茬收税而已。

这才是情理之中的仁政。

但恰恰到了弘治十五年,情况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——这恐怕才是陈王谟想说的!

果不其然。

“弘治十五年,孝宗诏曰:运军附带土宜不得过十石。后又宽至二十石,遂开漕运官兵私贸之例。”

陈王谟声音越来越大,底气十足。

简而言之,孝宗不知是智虑纯粹,还是从善如流,忽然对祖制做了一番司法解释。

把“私物”的解释扩展到“土宜”,也即土特产上;规模也脱离私人物品的合理范畴,明文规定每人许带十石,后来放宽到二十石——全部免税!

一人二十石,一船便能容下上千石土宜;十万漕运官兵一趟就有二百万石免税额度,不代购点什么,岂不可惜?

于是。

漕兵们喜出望外,一边谢主隆恩,一边紧锣密鼓四处搜罗特产,运到别处高价售卖,明目张胆做起内贸,以至于“粮船所载私货多于官物,沿途发卖,率以为常”。

军队私贸挣钱的口子一开,自然一发不可收拾。

渐渐,超载也成了常事:“每船正粮不过五六百石,乃装载私货,不啻数倍。”

再后来,漕兵们意识到单打独斗效率太低,得跟沿途商行合作——军民合作,鱼水欢啊。

双方勾搭成奸,有钱一起挣,甚至自行改造官运粮船,“身长厢阔,多添梁木”,再在船身写上合作伙伴的字号。

沿途关卡若想盘查拦截。

那不好意思,我漕运兵十二万七千八百余名,个个都指着这口饭吃,你地方官府有几个营?

哪怕有不开眼的官吏弹劾此事,仁德的孝宗也会感念漕兵运粮不易,法不责众,从不降罪。

漕兵有钱有人,时间一长,生意自然越做越盛,不再满足于给豪商跑腿。

一个卫所的漕兵,为应对复杂的派兑任务,要分成好几个“帮”;一帮大致四百到五百名运军,分别去不同县城运粮。

后来这些“帮”经内贸催化,干脆借“分帮派兑”的本职划分地盘,坐地营商,置买产业,雇佣工人,隐约勾勒出一个名曰“漕帮”的庞然大物。

时至今日,已经彻底失控,替徐州贪官污吏销赃运货,比吃饭喝水还顺理成章。

百年流毒,哪里是一个漕运总兵能革除的积弊呢?

陈王谟愈发动情,再度朝皇帝拜倒,一字一顿道:“大元帅,此末将之所谓:自弘治十五年以来,漕运官兵纷纷营商,乱象横生,日渐败坏!”

说这话时,几乎有些咬牙切齿。

一旁的侯世卿也随之拜倒,附和道:“陛下常道,凡事必有初。臣等深以为然。”

凡事必有初,漕兵营商当然也不例外。

正在执笔记录起居注的孙继皋,默默感慨中书舍人难当。

他停下笔,向许孚远、梁承学等人投去无助目光,又朝起居注努了努嘴。

许、梁等人面带酱紫色,勉强留出余力摇头摆手,只差用唇语提醒——这句话先不要记。

而听罢外人这般疯狂用言语敲击孝宗皇帝棺材板的不肖后人朱翊钧,相比之下却格外从容。

他老神在在地将手放在膝盖上,富有节律地叩动指节,眼中兴致愈发浓厚。

真是一出疯狂的政治投机!

从南巡开始,他一路有意或无意地推崇一度被冠以暴虐的太祖,相应地贬损以仁德著称的孝宗皇帝。

作为大明朝唯一的太阳,这般举动当然会引发外界不同反应。

坊间议论是其一,内阁大学士申时行的告诫是其一,此时此刻所面临的这场政治投机当然也不例外,仍是反应之一!

就像嘉靖皇帝大礼议一样,总会有文臣武将自然而然靠拢皇帝的所思所想,灵活转变立场,从中渔利。

平江伯陈王谟显然便是这样的投机分子!

漕运官兵牵扯进徐州一案是板上钉钉的事实;与此同时,如何归因也很重要。

原本该是他平江伯治军无方、管教不力,落个丢官罢职、回家闲住的下场。

但平江伯陈王谟不是甘于做富家翁的人物。

历史上,他便在提督漕运任上,因漕粮被官兵盗卖、谎报漂损,被贾三近弹劾得丢官罢职;但这厮立刻通过小姨子李太后的关系,讨了个湖广总督的职司,仍旧身居高位。

正因陈王谟贪权恋位,为避免皇帝把漕运官兵横生的乱象归因到自己身上,竟胆大包天,揣度皇帝倾向,将这口锅扔到了孝宗皇帝身上!

漕兵营商流毒近百年,牵扯进徐州一案,岂不是顺理成章?

咱们这些后人都是被前人给害了,无辜啊!

虽然手段有些可耻,却还真说进朱翊钧心坎里了。

陈王谟的归因,一点也不牵强。

正如其人所言,这个口子是谁开的,谁就该担骂名——总不能请庸俗辩证法出场,不抓主要矛盾,抽象、静止、折中地从坏事里找出好的方面,甚至将其看作孝宗体恤漕兵的仁政德政吧?

当然。

心里这样想,朱翊钧却不能就这样说出来。

他看向兵部车驾清吏司郎中梁承学,征询道:“梁卿,平江伯所言,果有此事?”

被皇帝点到的梁承学,脸上爬满乌云与晦气。

事当然有这么个事,但陈王谟这厮也是刻意挑挑拣拣,简直就是搬弄是非!

因为“土宜”这说法并非孝宗首创。成化元年,漕运衙门便奏请免除“各处运粮旗军,附带土宜物货”的税收,只是没能推行。

弘治年间,朝臣以此为成例,奏请孝宗,在优容漕兵的前提下明确土宜夹带份额。

孝宗皇帝不过是被朝臣拿这些故事诓骗,误以为又是一例“祖宗成法”,才下诏免运兵土宜二十石。

严格说起来,孝宗也是受害者,就这样被议成罪魁祸首,着实不太厚道。

但偏偏这话也不好拿出来解释。怎么说?

孝宗不是坏,只是蠢而已?

总不能说漕标放开私贸就是好,官兵营商做得就是对?

面对皇帝提问,兵部车驾清吏司郎中梁承学万般无奈,只能支支吾吾:“回陛下的话,虽然确有其事,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,以当时之境况,此事亦是良策,呃……”

“军饷靡费,不得不稍作妥协。那个……一阴一阳之谓道,不可偏执一端,需有……这个,这个持平之论。况且还能……还能提高兵卒待遇,从而激励士气,只是世殊时异……”

不能任由这些奸佞这样贬损孝宗。

孝宗是什么?是优容宽待士大夫的仁德典范。这要是被打成负面形象,以后谁是标杆,太祖么?

若真如此,将好不容易在朱家皇帝面前挣来的儒生尊严置于何地?将共与皇帝治天下的士大夫们置于何地?

奈何这事确实孝宗理亏,梁承学这话连自己都说服不了,竟找补得口齿不清。

一旁同僚见他口舌打结,说不囫囵,也跟着团团转,恨不得立刻夺舍了这厮,用最清晰的言语把陈、侯二人不敬祖宗的话顶回去。

侯世卿闻言,当即反唇相讥:“梁郎中,戚继光改制的京营珠玉在前,漕运官兵军饷再是靡费,走私也不是彼时唯一的法子吧。”

甚至从节省国库支出而言,也未必算得好出路吧?

侯世卿心中冷笑:如果仅仅顺着“因为朝廷穷,负担不起漕兵军饷,所以不得不让漕兵走私”这种说法推演,本质上不就陷入“历史宿命论”和“事后合理化”的窠臼么?

但这显然不是唯一出路。

甚至不说百年之后的影响,只说当时为国库节流的初衷,他侯世卿都觉得亏——负责给漕兵发饷的常盈仓户部主事,当然有资格算这笔账。

现如今漕运官兵营商的状况,已可用触目惊心来形容!

夹带私货、非法改装、超载的小把戏,可谓不值一哂;哪怕盗卖漕粮、以次充好,把好米卖掉,再买糟糠批湿米上纳,也都只是挣点辛苦钱。

真正猖獗的漕帮,已经彻底产业化、规模化。

漕运系统免税的特权,自然而然开始对本该用来发放饷银的朝廷赋税进行疯狂绞杀,装进自己腰包。

彼辈勾结地方走私的棍徒游侠,收买河防、关卡,出动漕运免税船只,挂着大小黄旗的牌照,为违禁货物保驾护航——连人口生意都做!

一桩桩特大走私案就在侯世卿眼皮底下发生,他却束手无策。

此外,真刀真枪在手,做生意的底气也不可同日而语。

漕运官兵精挑细选赌场、青楼、药铺这些无本万利的买卖来做,别说竞争对手含泪交保护费的奇事。

就连州府衙门以往趾高气扬的税官,见了彼辈都得绕道走。

也有头铁的税官捕快,大着胆子上门查账收税,结果人畜无害的掌柜前脚点头哈腰,后脚便叫来一船全副武装的漕兵,把捕快税官缴械、殴打甚至扣押。

生意讹诈、武装赖账遍地都是,有时甚至直接对抗兵备道。

淮安知府宋伯华就吃过亏。

他叫来兵备道精兵悍将,想治一治这些漕兵,结果各个漕“帮”直接派兵把守大门,在闹市之内架起火铳,宣布商行所在为“漕衙禁区,擅入者后果自负”,生生逼退兵备道。

更可笑的是,自万历五年开海运以来,漕运受了影响,漕标们进项大大降低,竟变本加厉,敛财更加不择手段。

当不同“漕帮”无意间把手伸到同一地,便成了同行冤家;双方为抢夺矿产、地盘或走私渠道,时常发生冲突,形同棍徒火拼,流血害命。

这就是提高兵卒待遇?这就是激励士气?

侯世卿下放淮安以后,所见所闻甚多,已与中枢这些顾全大局的同僚有了截然不同的视角——就是要借漕兵卷入徐州一案,劝说皇帝厘清是非,拨乱反正!

眼见淮安两人一唱一和,梁承学气不打一处来:“你这厮……”

眼见有人要跳脚。

朱翊钧立刻出面控温,朝众臣摆了摆手:“好了,好了,此事缘由先不议,不议。”

事情说到这个地步,传出去已经够了,再说下去就过分了。

谁对谁错,如何归因,坊间士人百姓自有公论。

孝宗“道通三极,行备五伦”的金身,早晚要在桩桩件件事情里破去,越辩越明嘛。

朱翊钧厚此薄彼地打断双方施法,随即看向陈王谟手中的卷宗,岔开话题:“陈卿方才说到肝胆俱裂、五内俱焚,所以呢,要与朕呈报什么?”

归因的投机,陈王谟算是赌对了;徐州之事确实不全怪漕运总兵官管束不力、治军无方。

但这还不够完全免罪。

现在可不是皇帝刚登基、无人可用的时候了;若没有真材实料打底,朱翊钧可不介意让自家姨父腾个地。

好在陈王谟也没掉链子。

他一颗心终于放回肚子里,连忙捧起卷宗,迅速道:“徐州案发以来,风传卫军官兵牵扯其中,勾结货商,盗卖漕粮。末将诚惶诚恐,不查明此事,无颜面见陛下。”

“于是便请托户部诸同僚,明察暗访,清厘麾下运军漕帮贩卖土宜、置办产业之状况。”

“迄今,已查淮安、扬州、凤阳诸府之内,有商行一百一十六所,置办商铺七百三十一座,酒坊、牙行、脚店、药铺、地产、院宅、船只……若干,均罗列于册籍。”

“请陛下御览!”

一番恳切言辞,亭内顿时没了声响。

许孚远与梁承学面面相觑,大为错愕;记载起居注的中书舍人孙继皋愕然抬头,一时竟不知如何下笔。

好庞大的产业!

数百商行,近千家铺子,酒坊药铺等资产甚至不能细列,这是什么概念?

前宋同安郡王杨沂中被罢时,查出湖州、秀州、临安府界区区九处酒坊,岁入就有六十万!

漕衙水面下的资产,只怕不能以道理计!

也难怪能将徐州几十万石粮食神不知鬼不觉地销赃,那点数目,塞牙缝都未必够。

朱翊钧反倒对这等事见怪不怪,藏富于民嘛。

他脸上没什么表情,只摆了摆手,示意左右取过卷宗。

气氛稍显怪异,太监女官眼疾手快,有人上前取卷宗,有人迅速撤了空盘匆匆退下,好给皇帝御览腾位置。

朱翊钧轻轻铺开卷宗,伸出手指沾了清水,耐心翻阅起来。

陈王谟既然是事后“查明此事”,那事前显然不知情,也就与同谋不沾边了。

这顺带解释了为何没有第一时间面圣交底——空口白话,无颜面圣嘛;所以才主动找上户部,自查自纠,如今有了进展,才能据实以闻。

按这个说法细究起来,说不得还是一桩功劳。

就看朱翊钧是否采信了。

把持自由裁量权的皇帝静静翻书,表情上看不出端倪;陈王谟与侯世卿双双跪地,伏首等候;一众同僚神情各异,心思百转。

一时间,只剩下船外风浪声与亭中翻书声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。

才见皇帝合上卷宗,悠悠开口:“去年阅兵前后,五军都督府王崇古奏请整饬军容,引用宋高宗朝工部侍郎沈介一言。”

“梁卿可还记得是哪句话?”

这话问得有些没头没尾,好在去年的事还不算远。

兵部郎中梁承学沉默片刻,叹了一口气,轻声答道:“臣不敢或忘,乃曰:操奇赢以行贾,坐市区以谋利,岂复使之行战?”

那些囤积居奇、经商牟利、安稳坐在市区里谋取利益的官兵,难道还能再让他们去冲锋陷阵吗?

宋高宗就是赵构。这一朝的臣子做出如此反省,那都是血泪教训。

同样,这个问题的答案,也在于皇帝点出的高宗一朝本身。

前有徽钦二宗被掳敌国,几近亡国;后有高宗卑躬屈膝,偏安自保,不就是因为宋兵“不复使之行”么?

朱翊钧轻轻颔首,言语中未带太多情绪:“宋高宗殷鉴在前,准许官兵营商,谁来都是要遗臭万年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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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文进行了部分大改,包括但不限于226至261章,以及关联的上下文。

在保留原有主干内容与剧情结构的前提下,主要解决人设过拟合、措辞不当、引用不妥,以及政治文本不够古朴的问题。

这个问题结卷时再统一列个单章说明。这里先说给读者知道,方便二刷。(不占字数)